北青深一度李晶晶：抵达震区现场，你始终想和那里的人产生联结 | 记者在震区

赶往机场的过程闹了个乌龙。蓝天救援队是从广州出发，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同事在北京，所以我们要先在广州汇合，再直飞伊斯坦布尔。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半，编辑通知我要赶快出发，去赶北京大兴机场七点半的飞机。我只用了15分钟收拾行李，让打车师傅一路狂奔，到了机场，一些工作人员也拉着我使劲跑，结果还是没赶上飞机。

后来我买了2月9号下午六点钟的飞机去伊斯坦布尔，就我一个人，另一名记者出于一些原因最后没有去。我当时做的最坏的打算，是2月11号跟着蓝天救援队的第二批队员过去，但考虑到报道这种大型的突发灾难，时效性很重要，11号已经比较晚了，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自己提前行动，希望能在路上遇到其他救援队伍。

飞机大概飞了20个小时，在当地时间2月11日下午，我抵达了土耳其震中附近的加济安泰普机场。之后，我坐着政府安排的大巴到了哈塔伊体育场，那里是中国国家救援队的驻地。空地上支起了一些帐篷，救援队员、记者和翻译们晚上会睡在那里。

雪山下的中国救援队驻地

当天晚上我是去蹭了凤凰卫视的车睡觉。那天晚上特别冷，因为要省下第二天的油，车里不能一直开着空调，我中途被冻醒了好几次。第二天醒来之后，我问了一些睡在驻地帐篷里的人，他们都说自己被冻醒过。放在帐篷外的靴子上挂着特别厚的一层霜，远处能看到雪山。这些细节，我写在了我的第一篇报道中。

那个时候已经是震后的第五天了，还幸存的人其实很少了。我到现场的时候，心里也已经有一定的预期。八个人的救援队挖两栋楼，一共挖出了13具遗体，沿街摆了一排。我当时还是觉得非常震撼的，因为站在废墟里，你能闻见那种腐烂的味道。挖掘机挖着挖着，如果腐烂的味道越来越浓，那就证明有可能是有尸体出现了。现场的生命探测仪很稀缺，有时候救援队员只能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，靠自己的鼻子去闻遗体的具体位置在哪里。

我看到遗体的时候，没有觉得很害怕。因为它们大多混着石灰水泥，你看不到什么血色，都是灰扑扑的，好像和被埋在下面的玩偶、家具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个时候我会觉得，人和自然比起来，实在是太渺小了。只有遇难者的家人在旁边的时候，你才会意识到你面前是一个完完整整存在过的人。

家人们会哭得撕心裂肺，他们还要忍着悲痛，用笔在裹尸袋上写下遇难者的名字，作为一个辨认的标签。这就是遗体最后确认的过程。

人们在路边辨认遗体

我顺着救援点的那条街区走到安置点，走到白色帐篷里去，看看大家的状态。我看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，被包扎的人。我看到大家正在吃饭，看到楼房倒塌，看到家里的窗帘都飘出来。我带了一个相机，拍下来当地的情况。大多数人希望我能把当地的声音传递出去，这样也许会让他们得到更多救援的力量和物资。

跟着救援队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稿件，通过救援去写现场，通过救援去写地震到底带给了当地居民什么样的伤害。

我的经验是，在境外采访，特别是采访突发事件，首先可以跟紧救援的队伍，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然后，从救援队那里，你可以获得很多有效的信息。同时，你也要尽可能多地和别人聊天，即使语言不通，你也不要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多去其他地方转一转，看一下当地人的状态。

写完第一篇有关于救援的稿件，构思第二篇的时候其实比较困难。主要还是语言不通的问题，即使有翻译，采访也比较难进行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和另外一个人聊天的时候，中间还夹着一个人。事实性的话比较容易理解，但是感受类的想法翻译可能翻不出来。这和你在国内采访一个当地居民，存在着很大的区别。

当时和我的编辑沟通，建议了一个保底的选题，就是去采访地震现场的翻译们，他们看见了什么，听见了什么，心理有没有受到创伤。他们有些是会中文的土耳其人，也有在土耳其定居的中国人。这样比较好采访。

但我觉得，我都已经来到现场了，如果不能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心境，我总觉得差点意思。去现场就要有去现场的意义，想做一些后方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所以我想，我还是必须去和当地人进行一个深入的接触。

我找了两个家庭。其中一个是土耳其家庭，他们家有一个人和我们的翻译比较熟，一直跟中国救援队说自己的姐姐还没有被挖出来，希望我们能帮帮他。我就去到了他家里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。

后来，我们还去了一个叙利亚家庭。其实我当时最想采访的是土耳其震区中的叙利亚难民，他们是如何来到土耳其，在这次地震中他们如何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。在这次地震中，你会发现叙利亚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。比起土耳其，叙利亚更不安全。因为当地政府的一些原因，很多物资也没办法送到那边。

我了解到那户叙利亚家庭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25个家人。因为土耳其东南部的家族人数都很多，基本上都在100个人以上，我在现场就会觉得很震撼，因为一问他们家里有没有伤亡之类的，他们会告诉你，死了20多个人，30多个人。

采访的叙利亚家庭

那户叙利亚家庭的住处里全都是人，男人睡一间，女人睡一间，鞋都堆在楼梯口，把楼梯都占满了。家里的舅舅脑袋被砸伤了，眼球全是充血的。我就深切地感受到，地震虽然过去了，很多人也转移到了城市里，但是你通过他们的身体，就能看到苦难带给他们的印记。

因为语言的阻碍，采访获取的有效信息是有限的。有一个比较遗憾的点，我们采访的主人公一个要搬家、一个要去参加葬礼，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接受采访。我们最终没有完全看到他们是怎么离开的。当时中国救援队也准备撤了，我们必须要在2月19日乘飞机离开。所以我想采访也只能到这里结束了。

到了现场，还是想做一些有现场感的故事，去做一些能和当地人产生连接的报道。对于现场感的书写，我自己也在修炼。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调动自己的五官。你在现场，先是用眼睛去看到，再去闻、去听。如果是现场描写，就可以运用到自己的五官，包括触觉，这样就能够把现场感还原出来。

满目疮痍的城区

在现场我还拍了很多照片。但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摄影记者，我只能尽量多地去拍。家人们的痛哭也好，救援队身上全是灰地钻到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也好，只要能呈现出地震中的残酷和温暖，或者是救援人员的无力感，只要画面能传达出一种情绪，你都可以去拍。

我在拍之前没有什么预设，只是看到这个场景里元素比较多，比如有土耳其的国旗，有身上脏兮兮的小孩拿着一个锅，或是救灾的物资上写了很特殊的东西，我都会记录下来。“记录下来”能将真实的信息传达出去，所以只要画面里的人不反对你，你征得他同意，就是可以发布的。

在现场往往会遇到非常多的事情和细节，如何选择呢？我自己的方法是：我会想一下，如果要对朋友去叙述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，我会说什么。这件事可能就是你最能抓住的，并且对于现场来说最特殊的事。至于怎么描写得更细，我觉得怎么去描写得更细，你看的稿子多、看的书多，当地的资料看得多，就会有帮助。

带好需要的文件，护照、信用卡和驾照等。如果是境外采访，尽量地去办一个临时采访的记者证。你可以提交你单位的介绍信、你个人的身份、照片和护照，大使馆会帮你办。万一你在境外地区路上被人拦下来，拿出记者证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
到境外采访，带个翻译机有备无患，或者在手机里装个谷歌翻译。谷歌地图在国外会比其他地图软件要好用。如果有条件可以带个卫星电话，因为震区断电也不太有网。

Q：如何接近和采访逝者的家属？

A：我觉得首先要真诚，其实没有什么技巧可言。很多记者一开始都会面临这个情况，但这是你的工作，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记录者的角色，就会克服一部分与别人交流的障碍。

你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，一是被拒绝，即使被拒绝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。二是愿意接受采访，那这时候，你首先应该尽到一个倾听者的本能，可以给TA递纸巾，拥抱TA，或者讲一些自己的经历。有一些采访对象会觉得倾诉是一种疗愈，TA不会太有戒备心，也不会觉得你的问题特别冒犯。这就是你合适的采访对象。

Q：面对残酷的灾难场面，如何调整作为记者的心态？

A：一般记者身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心理创伤，一是因为你有完成工作的压力，你既然已经去到当地，你总希望自己要记录些什么。二是，遗体并不可怕。我当时的心理会和救援队的有一些像，救援队是看多了，他会觉得这就是作业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是在进行现场作业，要尽量保持遗体的完整性，让家人不至于看到特别残破的遗体。

去到现场，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记录者的位置上，可能心理创伤就不会那么严重。

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帮助不到别人，感到崩溃，但这个需要自己去慢慢调节。你其实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回想这些事情，随着时间，那种痛苦就会慢慢消散。如果是第一次去到这种现场，或者共情能力太强的人，我建议去做一些心理干预可能会比较好。

后来两篇成稿，都是以“震区手记”的形式呈现的。其中一个原因是编辑觉得语言不通，无法获取更多的资料。但我作为记者的个人感受、所体验的东西也可以是新闻的来源之一。

*文中图片由受访记者提供